一、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——《易经•系辞》
“道”和“器”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,贯穿中国整个文化史。最早见于《易经•系辞》: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,化而裁之谓之变;推而行之谓之通,举而措之天下之民,谓之事业。” 那么究竟什么是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呢?要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,就要先弄明白《易经》中到底讲了什么,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道理。《易经》也成为《周易》,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群经之源。现在大部分人认为是伏羲为《易经》画了八卦,后来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。伏羲一画开天地,也就慢慢就分了阴阳,亦即“两仪”,“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”,也就有了我们今天的太极图或八卦图。
伏羲把自然界中的“天”和“地”抽象为一阴一阳,并把自然界中的“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”八种具体的、有形的自然景观抽象为“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”八个无形的卦象。伏羲画八卦图的目的是想告诉人们宇宙人生的规律。可见,《易经》本身的诞生就可以用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这句话总结,把本来自然界中有形的事物,总结为一阴一阳、阴阳互转的八卦图,用来解释宇宙人生的规律。所以,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中的“道”可以理解成无形象的,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;“器”是有形象的,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。道器关系实即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,精神的与物质的关系,普遍的与特殊的关系。
二、道器关系的与人类社会的发展
理解了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的思想起源,和道器之间的关系,会发现正是道器关系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。对于世界万物,可以试想如果人类仅限于“形”的简单认识,不去思考与总结背后的规律或道理,那么人类社会就没有进步,更不用提文化与科技。不管是对石头、骨类进行简单地打磨的石器时代,还是如今的网络时代,都是人们从自己的生活需要出发,从日常实践出发,不断的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过程,并在这个过程中总结经验,发现规律,即完成从“形而下”到“形而上”的转换。相反,从“形而上”到“形而下”的转换就是利用经验、规律来指导实践了。例如,人们根据气候的变化总结了“二十四节气歌”,人们根据它来进行及时的耕作。
实际上,对于“形而下”与 “形而上”或者“物质”与“意识”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,中国古代早就已经认识到,只不过是被总结为“道器”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,可以被看做是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的萌芽。北宋哲学家张载在谈易变思想时,说到三个方面,即动静、变化与神理。关于“道器”的转化,可以从动静、变化两个方面来说明。《易传》曰:“一阴一阳谓之道。”动与静是相互对待的,没有动就没有静,宋明理学家认为“静”是主要的,动是从属于“静”的。张载认为“动”与“静”如闭门与开门一样,“阖户,静密也;辟户,动达也。”动静法则中有辨证思想,体现了对立统一的关系。为什么说动静与“道器”转化有关系呢?因为动静引起变化,变化与“道器”有很直接的关系。一定数量的“器”的变化可以引起“道”的质变,动静变化可以使事物随之变化。朱熹格物致知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之一致。“道”的动静变化必然引起“器”的变化,而人们通过“器”来认识“道”也是通过变化来得到的。
三、道器关系对做研究的指导意义
上面讲到了“道器”之间的转化,实际上,今天看,“道器”关系包含着最朴素的研究方法。古圣人留下的东西并不是艰涩难懂,高不可测的,恰恰相反,它们体现了最最朴素的思想,而越是朴素的东西,越具有适用性。正是这样,我们今天看“道器”关系仍然觉得十分有道理。例如,“道”代表的是“普遍的”、“一般的”,“器”代表的是“特殊的”、“个别的”。这对于我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来说,就有了两种方法:一是由一般到个别,即演绎法;另一个是由个别到一般,即归纳法。而这两种方法在我们做研究的过程中是常常用到的。
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,由“器”到“道”,讲求的是实践精神,格物而致知。那么对于做学问的启示是我们不能靠“拍脑袋”的方式来做研究,要注重实验和实践,在实验和实践中去修正自己的理论或方法,只有这样,我们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。而由“道”到“器”,要求我们要博学,除了精通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之外,对其它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也要有所了解。因为这些都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经验,有很多甚至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理,在自己的研究和生活中,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这些普遍原理去推理未知事物之理。